一
美国全国人文研究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简称NHC）是美国唯一独立运作的、不依附任何国家或私人机构的人文高等研究机构。虽然按字面我们也可翻译为“国家人文研究中心”，但容易给人以“官方”的错觉，所以我还是倾向于翻译为“全国人文研究中心”。作为2006
人文中心位于北卡罗莱州的研究三角城（Research Triangle Park），这是一个科学园区，各个科研机构坐落在绵延数公里的巨大林地里，算是一个独立的没有住家的科技城，离名校杜克大学和北卡罗莱大学都不远。中心是在美国艺术和科学院的赞助下，于1978年成立的，目的是“为人文研究最优秀的学者提供一个全国中心”，但不设立永久性的职位。开始时，局限于传统人文学科，如文学、哲学、历史等。随着各个学科的发展和交叉，目前其规定的范围也有扩展，包括考古、艺术、语言、宗教、人类学、心理学等。
实际上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机构。从1978年到2009年31年来，总共有1108位学者来到中心进行研究和写作，其中外国学者162人，来自35个国家的110个机构。946位学者来自美国45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210个机构（有意思的是，这也就是说迄今为止还有5个州没有任何学者入选）。他们90%以上都来自研究性大学，涉及44个研究领域。到现在为止，中心资助的课题共有1206本专著出版。这些书都在中心的大厅永久展出，洋洋大观，显示了中心的巨大实力和辉煌成就。
中心每年从五六百个申请者中，通过层层遴选，邀请大约三四十名学者到中心从事研究。申请者必须有博士学位，无论资历深浅皆鼓励申请，但必须有很好的出版记录。一般来讲，申请者至少应该是在博士论文已经出版，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之后。申请先是寄同行专家评审，然后专门召开董事会，逐个讨论进入最后名单的人，最后选定获奖者。学者实力、条件、研究计划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是基础，但是否能选上，还可能受其他因素影响，如学科名额分配、年龄性别比例等。
所有到中心的学者都只有一个身份，不管资深资浅、地位高低，都叫fellow。这个词有多种含义，可以是研究基金的获得者，也可以是一个研究机构的成员，我姑且翻译成“研究员”。这不是他们的职称，而是指他们的身份。由于是从其他地方来中心待一段时间，他们又称residential fellows，我翻译为“住院研究员”。资助来自不同渠道，即资助者在中心内设立各种基金，研究员所得基金类别也不相同。例如我是“国家人文基金研究员”，而其他学者的名头有洛克菲勒基金、鲁斯基金、富兰克林基金等。有些资金资助具有倾向性，如资助美国历史研究等，所以如果研究中国，则不可能得到这个基金。中心为研究员提供9个月的资助，包括研究经费、部分工资、旅行、随行家属的机票等。
被中心选作研究员，被各个学校视为一大荣誉，学者本人也会被视为登了学术的“龙庭”，因为他们会就此被认为是本领域的“带头学者”（leading scholars）。学校会发布新闻，甚至还会在本领域学会的会刊上打广告，表示祝贺，作为提高本校本系声望的一个途径。能在那里镀金，对一个学者来说，既是对其学术地位的承认，亦是更光明未来的起点。当然最重要的，是能与很多杰出学者相处一年，相互交流所学的东西和建立人脉关系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与我同届即2006-2007年度研究员共39人，其中男19，女20，助教授5人，副教授20人，正教授14人。他们来自11个研究领域，艺术史2人，古典文献1人，英语语言文学6人，历史15人，科学史2人，法律与宗教1人，哲学4人，哲学史1人，政治历史学1人，宗教2人，表演1人。从职称来看，副教授最多。对助教授来说，由于资历较浅，成果有限，在这个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出线的不多，经常只有二三人，本届5人算是比较多的一届。助教授能被选中者，无疑有着非常雄厚的学术潜力。副教授一般多有相当的成果，事业如日中天，正是发展的好时光，所以选中的不少。当然，正教授的竞争力也自不待言。本届与往届不同的是，没有来自美国以外的学者。从学科来看，历届还是以历史学家为最多。
该中心的决策部门是董事会，目前有三十多名成员，来自学、商、政等各界。中心的资金主要来自私人基金会、大企业捐款、国家人文研究基金（NEH）、一些大学和个人捐款以及中心自己资产收入。另外中心历届研究员也有捐献，这些捐款还专门设立了“研究员基金”，得到这个基金的学者称“研究员基金研究员”（fellow of Fellows，中文读起来似乎有点拗口），这是各届研究员引以为自豪的。中心工作人员三十多个，包括正副主任、图书、各种助理、管理、行政、编辑、筹款、设施、电脑、会计、公关、服务等人员，也就是说从事服务的工作人员，与研究员的数量差不多。中心出版《年度报告》和《全国人文科学中心新闻》。
每个研究员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室。而且每个研究室的门上都贴有使用过这个房间历届学者的名单，从这个名单上，可以发现很多大名鼎鼎的学者，每个研究员离开后，名字就永远留在了那里。在中心的入口处，还有每届研究员的合影，这成为中心学术研究氛围的一部分。
二
我在中心的研究课题是《社会主义下的公共生活――革命和改良时代的成都茶馆，1950-2000》，这是我20世纪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研究的第2卷，系统阐述社会主义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考察新政权是怎样逐步削弱以茶馆为代表的传统小商业，怎样根本地改变了中国城市的经济结构，而同时导致了人们公共生活的日益衰落。但改革开放后，茶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而且繁荣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这个研究揭示在各个时期城市社会生活改变的过程和程度，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见证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演变。
我研究室隔壁是一位年轻的助教授，研究古文献学，他在中心的课题是使用21世纪的最新科技，恢复一份12世纪希腊重要历史文献。他和他所在的国际研究小组在一本著名的手写本中发现，这个手稿实际上是在已经用过的皮纸上写的（可能动物皮比较珍贵，故写书者重复使用）。他们试图辨认那“隐藏”的文本，并取得重大突破，发现那是一份失传的十分重要的文献，《纽约时报》还为此做过报道。隔壁的另一边是一位研究艺术史的学者，她力图将那些残破的古画复原，考证那些失掉的部分原来到底是怎么样的，并通过现代技术画出复原图，可以算是艺术史的“考据学”。由于她研究的是中世纪中亚地区，经常要涉及中文文献，我是中心唯一能阅读中文者，自然随时可以提供对她的帮助。
平时大家都在自己的研究室里潜心研究、写作，偶尔也出来倒茶倒咖啡，二三人站在过道里聊聊天，或讨论学术，或议论政治。但午餐却是马拉松，这是大家聚谈的最好机会。由于是自助餐，大家端着盘子自由坐，每天都可能有不同的组合，今天和历史学家聊，明天和哲学家侃，后天随宗教学家神游……饭后则到树林里散步。在那里，我经常想到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何况都是些有成就的学者，更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感慨。由于大家来自不同领域，知识结构、思维方法、观察问题的角度，都有很大差别，因此更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启发。
从相互交流中，大家互相学习、切磋，一起“创造一个知识对话的共同体”。除了这些研究员外，还不时有著名学者的短期访问，做讲座，举办学术会议。根据不同领域和研究兴趣，住院研究员还自己组织有读书小组。由于历史学家最多，所以小组也最大。我们每周聚会一次，主要是轮流将在中心所写的论文或书的章节拿到小组讨论，听取意见。例如，我把我茶馆一书的导言和一篇关于秘密社会语言的论文拿到小组传阅，得到不少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在中心也经常谈论政治。这届研究员都是布什的批评者，从他们的政治观点看，都是民主党人。说实话，对此我并不感到吃惊，因为我早就发现在美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研究人文的学者几乎都是民主党人，至少从思想意识上看来。如我所在的系近50名教授，我没有发现一个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尽管老布什的总统图书馆就在我校，尽管我校学生大多数都是共和党人。与我同届研究员中，不少是奥巴马欣赏者。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还是党内初选，希拉里与奥巴马难分上下时，在中心的许多学者便都看好后者。
虽然中心没有图书馆，但中心与附近的北卡和杜克大学都有合作关系，每天有专门的人到这两个学校借书还书，这样，研究员们可以不出中心的门，便可得到所需资料。研究员只需要在办公室或家里，将所需要的书目在网上填表提交便可。如果这两个学校的图书馆没有所需要的书，还可以通过馆际互借。他们还针对学者不同的研究领域提供额外服务，如他们经常将最新关于中国的新闻报纸放在我信箱里。在离开中心时，图书馆还给我一份全部我的借书记录，包括每本书的详细信息，作者、书名、出版社等，对以后做征引资料目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这个记录中，我知道这期间我共借过60本书。
三
这里就像一个大家庭，研究员和中心工作人员打成一片。中心提供早餐和中餐，每周公布菜谱。大厨是个年轻人，很有探索精神，根据中心研究员不同的背景和口味，尝试不同风格的菜，包括做中餐。感恩节则做火鸡，春天还有北卡传统的烤整猪大宴。由于伙食开得太好，所以9个月下来，我体重增加不少。中心大厅不时还举行音乐会、画展、派对等。虽然圣诞节和新年大家都要回家，但之前大家还互送圣诞卡，装饰圣诞树。每个研究员都要做一个小玩意挂在树上，而且这些小玩意会永久保存，每年圣诞节都要拿出来展览。很多小玩意都与研究员们研究课题有关，如我研究茶馆，便在商店买了一个鸟屋，稍加装饰，便做成了一个小茶馆，很得大家欣赏。虽然都是学者，但有时也玩儿童游戏，如折纸飞机，比赛谁飞得最远。我小时候折过纸飞机，但早忘了，为参加比赛，还在网上查怎么做，不过我的飞机质量不高，没有赢也在料想之中。这些活动是脑力劳动之外的有益的调节。
有趣的是，我在中心开始拜一个美国人学中国画。这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教授研究法国音乐史，她跟一个旅美的中国画家学国画二十几年，水平相当不错。我们每周画一次。我从小喜欢画画，还做过多年的画家梦，不想丢了这么多年，却在一个美国教授的激励下，在中心重新捡起。更好笑的是，在我届满离开北卡前，我把我练习涂鸦的字和画，放在废纸回收的大盒子里。不想几个星期后，收到我房东老两口电邮过来的照片，他们竟然选了几幅我丢弃的涂鸦专门去花钱装框，挂在家里。早知道他们对我的习作感兴趣，也就给他们留几幅像样的画了。
研究三角城是科学园，没有居住区，所以研究员们都分散住在周围三个相邻城市里：教堂山（Chapel Hill）、达拉漠（Durham）、瑞莱（Raleigh）。这个地区非常漂亮，到处是林地，秋天红叶漫山遍野，春天花团锦簇，令人心旷神怡。在此做研究员，没有车是不行的，我住在教堂山，开车到中心大约需要25分钟。我住的房子是在一片山坡树林里，楼上是已经退休的老两口，我住一层。整个一面墙全是玻璃，面向茂密树林，坐在窗前写作，眼观四季的变化，还不时有鹿子和其他小动物来拜访。整个秋天我都在观察窗外的松鼠，它们忙着把树上掉下的坚果藏在草丛中，树林深处是流水潺潺的小溪，一次一只乌龟竟然爬到了屋门口。这个环境使我经常想到“茶竹双痴”郑板桥所描述他画画的理想境界：“茅屋一间，新篁数干，雪白纸窗，微渗绿色”，然后“独坐其中，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我窗前虽然没有竹子，但居住在大自然中，一边品茶，一边读书、写作、画画，能深切体会郑板桥的心境。
离开中心一晃已经两年多了，很怀念全国人文研究中心为学者所提供的优越的研究条件，以及学者们在那里所营造的轻松愉快的氛围。在中心与那么多“鸿儒”一起笑谈和讨论学术的日子，的确是令人难忘的。
作者单位：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紫江讲座教授
（本文编辑 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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